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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后香港的住房自有率与公民信任
本月香港立法会选举，再次凸显了特别行政区内政治参与格局的演变。尽管官方叙事宣扬公民参与，且投票率较上一周期略有上升，但整体参与率仍处于历史低位，这一数字比任何竞选口号都更能说明问题。尤其是在城市的年轻群体中，一种与制度性政治之间可感知的疏离感不仅被观察到，更是被真切感受到——这是一种超越冷漠或刻意不投票等简单标签的、无声却普遍的情绪。这一现象反映了一种更深层、更系统性的不安，是对现有政治架构是否仍具备必要的合法性与效能来疏导民意、应对香港面临的深刻社会经济挑战的质疑。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将目光投向选票箱之外，投向社会稳定的基石，在那里，住房自有长期以来一直与公民信任以及对制度未来的利害关系交织在一起。
从历史上看，从西方民主国家的战后社会契约，到玛格丽特·撒切尔等人倡导的“有产者民主”理想，资产所有权一直与更强的制度性参与相关联。在香港的语境下，天文数字般的房价以及由此产生的代际财富差距，已在这一传统联系中制造了裂痕。对于相当一部分年轻市民而言，拥有住房的梦想——一个与社区建立有形纽带、传统上激励政治投入的动力——仍然遥不可及，这助长了一种永久性的漂泊感和与长期公民规划脱节的情绪。
这一经济现实与经历了《国安法》和选举制度改革重大调整的政治格局相吻合。这些调整一方面确保了稳定，另一方面也从另一个角度收窄了公众所感知的竞争性辩论和政策选择的范围。其后果是一个潜在的反馈循环：当政治参与对住房等核心民生问题的影响力感觉减弱时，参与度就会下降；而随着参与度下降，政治机构对这些关切问题的回应性也可能降低，从而进一步加深脱节。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学者如李剑诸博士等专家的评论常指向这种“参与-信心差距”，即正式机制存在，但公众对其产出的信任已然减弱。2019年抗议活动及其后续影响的阴影在此处显得尤为巨大，深刻重塑了公众与权威及表达方式的关系。
当前政府注重治理效率与经济发展，推崇“爱国者治港”模式，旨在通过绩效和物质改善来重建信任。然而，选举投票率表明，将行政成功转化为新的公民热情，是一条复杂且非线性的道路。
展望未来，其影响是多方面的。选民的持续去政治化可能导致城市管理更加技术官僚化，或许高效，但缺乏充满活力的公共讨论。或者，它可能将政治能量引向选举以外的其他公民生活形式——社区互助、文化生产或数字论坛——从而创造一个平行的公共领域。对北京和香港政府而言，任务不仅仅是提高投票率指标，更要令人信服地证明，城市的治理机构能够在住房可负担性、社会流动性等生存议题上取得切实进展，从而修复个人前景与政治信任之间断裂的纽带。正如历史上公民复兴往往紧随幻灭时期之后一样，香港的道路很可能取决于其能否缔结一份新的、可信的、能引起跨世代共鸣的社会契约，让每一位市民都感到自己在城市的下一篇章中拥有真正且既得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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